戴帆(Dai Fan) —— 当代的前卫偶像
戴帆(Dai Fan)的创作取材广泛，从大众文化、历史、区域民族到自省，其见解玩世不恭而深刻。戴帆渴慕那种破坏证据和一般性原则的知识分子。在这个作品中，就像他在这些年里经常谈起的那样，他把这种艺术想像成一种游击战，来无影去无踪，徘徊不定，很难被抓住。
戴帆(Dai Fan)被视作挑衅者、弄潮儿、当下时代的激进艺术家，他创作了近年当代艺术景观中最令人难忘的几幅图像。此次作品和展览将全面展现戴帆的最新探索，逾15件在召集鲨鱼的过程中产生的作品将与公众见面，创作时间跨度从2016年6月到至今的近一年时间。他从边缘地带打狙击，将“当代各种惰性和限制”中的“弱点、缺口和力量的分布情形找到并标出来”。戴帆的作品，从《进化批判》开始，都围绕着同一个轴心，即一套杂乱纷呈的残酷关系——科技与身体，权力与人性，经济与危机，制度与变态。人们正是在这些关系中行使着权力——有时经过认真思考，但常常是肆意为之。
经常在他的作品中演出着一场象征无休止统治的惩罚的寓意剧——社会刑场。一些奇特的语言与方式转换使戴帆的作品蒙上了一层令人不安的怪异气氛。他进行一种危险的个人探索，批判的态度也应当是一种实验的态度，它是这样一种执着的思想形式，它的途径是暴露、检视和阐明那依然晦暗、仍然没有形成主题、甚至没有被说出的东西。艺术的积极性来自人关于自身的消极体验,而真正引领时代的永远是个人化的品味，如果有能力把个人的想法变成现实，而且足够准确，足够充分，“蝴蝶效应”也可能影响世界。这种个人化偏执的存在，非常敏感而微小，甚至不可能被大多数人在当下所认同。因此，保持警惕，也就是回归、甚至是发明一种与一个为一块由相似与同情、类比与对应构成的密实土地所支撑的世界相协调的方法。这个划时代的起点，也许在你我目前能看到和理解的所有东西之外。艺术对世界的拷问，也就是解读世界，即把可感物象的序列假定为指向智性本质的符号。这样的质疑假定表象的序列意味着某物影射指向潜隐中的某物，一种基体。不愿提供未来社会的蓝图，“不停地处在运动之中”，而且“既不知道他究竟在往哪里去，又不知道他明天会想什么”。他现在欢迎公开的战斗，希望这种力量的较量有助于说明“革命是否应该受惩罚，以及哪一种（我的意思是，哪一种革命和哪一种惩罚）。这个问题只有愿意冒生命危险将它提出来的人才能回答”。作为新未来派的代表人物，戴帆创作了无数引人不安、变化多端的行为艺术、生物艺术、雕塑与动态装置作品，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核心矛盾。戴帆将为此次作品的过程与科学家、生物学家以及工程师一起合作，它将在ACTION : TRUTH GAME的圆形大厅中央为戴帆迄今为止的这个艺术计划给出圆满归结。
《先知即是海洋,你的伟大轻蔑将在狂怒中沉没》召集鲨鱼. 2017
“最近几届的世界双年展上的艺术作品都朝着无法唤起人们的热情的趋势发展，”《ArtUp》的编辑Lark Waoolt说。“但我认为新的艺术类型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应该会持续很长时间”。戴帆这次行动的规模已经远不能用“大型”、“宏伟”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了。戴帆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准备这次行动——“这是一场雄心勃勃、在许多方面都让人感到震惊的行动，不可定义。”同样担任过大型展览的策展人郝微评论说。 “我想这也许暗示了这个充满了以艺术的联系为中心的理念的世界中一种轻微的破裂感。”她说。“我有些讨厌‘权力’这个词。相对来说我更喜欢‘潜力’、‘潜能’、‘潜在价值’这类型的词语。” 现在，我们就能看到欧洲的灾难，而应该将欧洲构想为一个非领土的或超领土的空间，在其中，欧洲国土上的所有居民都将处于撤离或庇护的位置上；这样一来，欧洲人身份就意味着公民在撤离中在。欧洲空间于是将对出生与民族之间不可约化的差异进行标记，在这个空间里，旧有的人民概念将能再次找到一种政治含义，进而决定性地将自身与民族概念对立起来。叙利亚3岁男童溺亡的照片掀起了全球关于难民危机的讨论，近日其他欧洲难民死亡事故的消息也接二连三传来。
英国《金融时报》称，一场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正在席卷欧洲大陆。随着难民危机愈演愈烈，欧盟内部要求出台共同难民政策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是否应该高举人道主义的旗帜，开放移民政策？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难民危机？这个空间将既不与任何同质的民族领土相重合，也不与它们的地形学总和相重合，而毋宁说是在它们之上发生作用，其作用方式就是对他们进行拓扑学连接和穿孔——就像在克莱因瓶和莫比乌斯带当中一样，在这里无内无外。来自中东和北非难民已经在整个欧洲成为了令人闻之色变的社会问题。难民逃脱内战去往欧洲的地中海路线 : 沿途国家：黎巴嫩—埃及/利比亚—意大利—法国/德国—北欧，地中海南北两岸的黎巴嫩—比鲁特这是一条凶险的水路，从北非进入欧洲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四千多难民死在了开往意大利的难民船上。拿到马耳他的签证之后，就是面前的怒海涛涛。这时候蛇头又出现了，依然是3000到5000美元一张船票，送你安全抵达对岸的南意大利。但是实际上，这一条路的风险还是有的。难民船往往超载，又没有齐全的救生设施，即使是在风平浪静的地中海也有倾覆的危险。但只要一进入意大利海域，那就算是捡回了一条命，接下来的路就好走了。走海路比陆路更加隐蔽，巡航的军舰往往来不及驱逐难民船。如果难民船发出求救信号或是冲击意大利海岸线，出于人道主义又不能见死不救。因此默克尔去年向北约海军施压，要求加派舰艇在地中海巡航，及时遣返从利比亚和埃及开来的难民船。这条水路的受欢迎程度也因此受到了巨大影响。难民（现象）是我们实现全球化经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这全球化经济体制中，只有商品而非人才被允许自由流通。松散边境线（porous borders）的想法，歪果仁涌入的现象，是内在于全球资本主义中的。
欧洲的移民（潮）并非特例。在南方，超过百万计来自周边国家的难民因分流了大量工作岗位，在4月时受到本土穷人的攻击。这些由武装冲突、经济危机、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等构成的故事挂一漏万。曾几何时，在福岛核电站泄露事件后，东京政府准备疏散全体国民——超过两千万的人口。如果疏散真的发生，他们能去哪？在国内还有供他们生活的土地吗？或是就此各自流散？倘若气候变化使得西伯利亚北部更加宜居与耕作，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变得更加干旱以至于无法供养目前的人口，又会如何呢？这场人口的重新分配会如何展开？当历史上发生此类事件时，社会变革都是野蛮与自发并伴随着暴力与破坏的。难民首先是一个人权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政治、宗教和经济问题。如果说难民表征了民族——国家秩序中如此令人不安的一种要素的话，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难民打破了人与公民之间以及出生地与国家之间的统一性，进而给主权的本原虚构到来了危机。难民，这个典型的边缘形象，撕裂了国家—民族—领土的旧的三位一体，就此而言，它理所当然作为我们政治历史的中心形象得到对待。我们不要忘记，最初欧洲建立起收容所作为集中难民的空间，借着拘留营、集中营、灭绝营相继出现，表现了一个绝对真实的亲族家谱。在整个“最终解决”过程中纳粹始终遵守的几天规则之一便是，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只有被剥夺了国籍之后才能被送往灭绝营。此时，他们的权利不再是公民权利，也就是说，此时人类真正是神圣的——这里神圣是在该词在古代罗马法中所具有的意义上使用的：也就是说，此时人类史注定要死的。 也许艺术还可以扮演反权力反道德的角色，条件是面对权力面对道德的时候，它不再宣扬艺术的法则，条件是艺术不再把自己当做寓言，或者当做立法。它赋予自己的职责是。针对日益复杂的当代问题，身为行动艺术崛起，身为此运动，它提出测试。戴帆把现有美学体系推下悬崖,他精通传统，更善于摧毁；对于艺术传统来说，他的“坏”在于毫无准备的颠覆；对于主流社会来说，他的“坏”在于不加掩饰的尖锐。他的作品和行动意味着勇敢、亵渎、震撼。他通过活体解剖的方式，将尖刀逼进了时代美德的胸膛，将人类文明过去的秘密与虚伪全部透露出来。在知识具有意义的世界之内，世界是可知的；不过世界还可以以别的方式被阐释，它背后存在的不是意义，而是无法胜数的意义——这就是“视角主义”。艺术的最大敌人就是共识，是知识，艺术家所寻求到的本质，不属于那些本身能够产生表象、生成符号的事物，而是揭示出进行阐释之主体的行为与法则。艺术是用想象——使不可见之物变得可见的权力，使虚空放射出光芒的权力。
